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些新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日渐突显。文章将以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位于40-50岁之间的“三无农民”为调查对象，从这部分“三无农民”阶层的生活现状入手，分析此类农民阶层的困境，并深入研讨。究其原因，深层次地提出政府作为一市场主体和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在帮助40-50岁“三无农民”走出困境全面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中所能做的前瞻性和创新性政策。
 
    关键词：三无农民；体制创新；电子村务
 
    社会发展规律表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是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表现，而在中国东部城镇边缘的某些农村地区却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尽管当地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而且享受着国家不断出台的各项惠农措施，但却出现务农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阶层”。尤其是该阶层中位于40-50岁之间的农民，其收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生活状况日趋窘困。导致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出在农民自身上还是体制落后抑或城市化的必然？本文将结合这部份农民的生活现状（以东部城镇边缘农村——何家村为例）对上述问题逐一论述。
 
    一、城镇边缘农村地区40-50岁“三无农民”阶层生活现状调查分析
 
    从收入水平来说，发达地区40-50岁“三无农民”在失去土地和固定工作后，收入成为一个极大的不确定因素。目前，“三无农民”主要从周期性地做小商小贩和做短工（如农村建筑工）获取收入。在有些年份，农产品歉收、价格高涨，“三无农民”从农产品买卖中赚取客观的收益。相反，在农产品丰收价格稳定的年份里，这种投机性收益会完全消失。收入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农产品价格稳定制度的实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这部分投机性收益。从整体上看，目前城镇边缘农村地区“三无农民”虽然在整个农村团体中暂时处于中产阶层，但从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来看，40-50岁“三无农民”的收入水平不及“打工仔”，增速不及“啃地族”（单靠种地为生的农民）。
 
 
    城镇边缘农村地区有固定工作的农民阶层收入最高；“啃地族”尽管目前其收入水平在整个农村社会中最低，但其增速最快，而且2006年末将要超过“三无农民”收入水平；相反40-50岁的“三无农民”尽管其收入暂时高于“啃地族”，但增速缓慢，并呈不断下降趋势。
 
    再从家庭支出来看，40-50岁的“三无农民”家庭由于家庭成员年龄结构及家庭关系的变更、业已形成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示范作用等的影响，处于生命周期的高消费阶段，低收入水平下的高支出进一步加剧了此类阶层农民的困境。
 
    40-50岁的“三无农民”大都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使这部分人群文化水平普遍很低，自主创业意识淡薄，再就业培训困难，加之企业对大龄劳动力的排斥，使此类阶层农民的再就业工作相当困难。
 
    40-50岁的“三无农民”在低收入高支出下面临着巨大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由此带来的间接影响，如家庭关系的损害、自尊自信的丧失更是无法估计。
 
    二、40-50岁“三无农民”困境形成原因的调查与分析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农村的转移，多项惠农措施相继出台。从前几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到近年来的逐步推广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至农业税的全面废除，中国农民似乎又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大翻身”。但是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使得这些口碑甚好的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究其原因，这是与现代化市场经济不相符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引起的。
 
    乡村城市化必然伴随着耕地规模的减少。地方政府部门（主要是乡镇两级）和基层民主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大量征用农民土地租给投资商。应当承认，在工业化初期，当地农民确实从中收益很多，日益膨胀的工业企业部门每年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以前务农相比，无论收入还是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并最终使他们的消费水平提高到一个较高档次。
 
    但是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得劳动力要素可以自由流通。同时各区交通和信息状况的改善也极大地提高了劳务要素的流动性。本地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使得厂商把目光投向了廉价且丰富的中西部劳动力市场。大量廉价的中西部劳动力（尤以河南、四川两省最多）拥入东部地区。在何家村周围地区的企业中，外地农民工已占到当地3/5的劳务市场份额，使得东部低端劳务市场接近完全竞争状态。在竞争中，劳动力再生成本相对较高的本地农民工自然败下阵来。根据经济学常识，人的消费水平一旦提高，因收入下降想使它回到原来的水平是很难的。在本地农民工觉得厂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