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与古希腊时代大致处于同一时期，两大文明古国各自形成了较为系统而完备的“法治”理论。在中国，“以法治国”理论是在《管子》一书中最先提出的。《管子·明法》明确提出“以法治国”理念。值得一提的是，虽说《管子》托名管仲，实际上并非管仲所著，却保有了管仲的政治、经济思想。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最早提出系统的“法治”理论。研究二者法治思想异同，对理解中国与西方国家两种不同的法治传统，有很大帮助。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都认识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管子·禁藏》篇中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七臣七主》篇中说，“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论法》篇中说“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法者民之父母也”。他认为，“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乱”（《管子·版法解》）。故“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管子·明法解》）。法律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管子·七臣七主》）。管仲认为，法律是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出号令，明宪法”（《管子·七法》），国君“制仪法，出号令”使人民“莫不响应”这样就可以“治民一众”（《管子·七法》）了。总之“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管子·立政》）。
 
    “由最好的一人或由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为有利？”这是亚里士多德针对危机四伏的城邦统治提出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对此，亚里士多德的态度非常明确：“法治优于一人之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他指出，“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必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多数的事物较之于少数的事物更加不易腐败，恰如大量的水比少量的水更加不易腐败。单单一个人必定容易为愤怒或其他这类激情所左右，以至破坏了自己的判断。但是很难设想，所有的人会在同一时间发怒并且犯错误。”“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好是全无感情的，人类的本性使谁都难免有感情。”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上混入了兽性，“而法律绝不会听任激情支配，但一切人的灵魂或心灵难免会感受激情的影响。”因此，他说：“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说是唯独崇尚神和理智的统治的人，而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掺入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带有兽性，而生命激情自会扭曲统治者甚至包括最优秀之人的心灵。法律即是摒绝了欲望的理智。”
 
    此外，管仲和亚里士多德都主张法律本身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亚里士多德反对轻易变更法律，认为“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的好”。因为“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必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管仲也强调法之恒常性。法是法（效法）道而制定的，《管子·任法》篇中说：“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