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型期给政府投资范围赋予了新的内容；诸多转型因素增加了达到转型目标模式的复杂性；为达到最优的调整效果，广义政府投资范围调整要在总体项目均衡等控制准则指导下进行。
 
    关键词：政府投资；转型期；复杂性；控制
 
    一、转型期的广义政府投资范围
 
    在2004年7月16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第3部分“完善政府投资体制，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中规定：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包括加强公益性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科技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够由社会投资建设的项目，尽可能利用社会资金建设。从学理角度看，这里的政府投资范围，其实是指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范围，可以把它称之为政府投资的功能性范围，属于狭义的政府投资范围。
 
    然而，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成熟，政府不能将其投资资源仅仅投向功能性范围的项目，由于政府在转型期还负有推动经济体制转换的责任，因此政府还要把其所掌控的一部分资金用在经济体制转型上。可以把这一部分政府资金支出视为转型性投资，从而这一投资范围界定为基于政府责任的转型性投资范围。把上述政府投资的功能性范围和转型性范围以及其它相关范围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广义的政府投资范围。
 
    在广义政府投资范围的调整上，可以区分出3种难度：纯功能性范围上的政府投资（如政府新建公共品项目），功能性范围与转型性范围交集上的政府投资（改革状态上的公共品领域国有企业的调整与发展），纯转型性范围上的政府投资（改革状态上的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调整难度依次递增。处于改革状态上的国有经济自身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即后两种情况）给政府投资范围调整带来极大的复杂性。
 
    二、政府转型性投资范围调整的复杂性
 
    （一）环境变化带来的复杂性
 
    1992年后的城市经济中，单一所有制局面被打破，其他经济成分的进入，社会经济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国有企业尚未预先完成企业性质的转变，脱胎换骨，事情就变得复杂。国有企业由于其非市场经济素质而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注定在总体上不是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竞争对手。国有企业增量资本的改革并没有改变政企不分的属性，而政企利益一致性给政府投资范围的调整带来两难，即利益一致性要求必须向国有企业继续投入，而继续投入未必能改变在多种经济成分剧烈竞争环境中所处的劣势。如今，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利益一致性因为情境的变迁而发生了某种改变，但上述两难依然，政府投资的转型性范围调整仍然是政府所要面对的最棘手的难题。
 
    （二）政府利益独立化带来的复杂性
 
    政企分开的改革大方向，必然导致政府利益独立化。政府同国有企业原先那种的利益一致性有了微妙变化，由利益一致关系下的若即若离，演变到独立利益关系下的利益博弈。这事实上从政府自身利益性质的改变，增加了一个政府投资范围调整的变数，从而增加了政府投资范围调整的复杂性。政府利益独立化的倾向性，反映在：
 
    1、纠结关系上，譬如拨改贷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拨改贷中，政府把固定资产投资的任务从财政交给了银行，但却没有放弃对这个投资的支配力；银行贷款形成的固定资产还得算是政府所有的国有资产。这种控制显现了政府利益的独立化。
 
    2、释负关系上，譬如“抓大放小”。这是政府利益独立化的另一种突出表现。实践证明上述两类做法都给日后的政府投资范围带来了某些影响。
 
    （三）改革操作层面产生的复杂性
 
    经营性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置于政府投资范围的覆盖之下，因此，它们的变化极大地影响着政府投资范围的调整。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改革，否则就没有出路。但是，在改革的操作层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利于政府投资范围的有效调整。譬如，有的国有企业进行改制，本是符合改革大方向的，但在改制的操作过程上，对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无偿量化”，这样，无论政府对该企业的既定的投资范围调整政策如何，政府投资范围调整的战略部署都被来自企业层面的操作打乱了；再譬如，改制到股份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换，同样是符合改革大方向的，但企业重组后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使政府投资范围调整战略意图受挫。另外，有的国企改革模式的推行含有很强的政策性，需要高度艺术和强有力的政府相机干预，其操作含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和模糊性，因而使政府投资范围调整具有某种程度的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