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过去的2007年，“环保”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关键词。

从年初的环评风暴，到年中的流域限批，再到年底的厦门海沧化工区环评，政府部门的强力推进、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都使得国家环保总局这个系统前所未有的曝光在社会焦点中，以至于该系统很多官员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在接受采访时，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强调，不要提某个执行部门，而是要看到环境执法工作的系统性和不可操控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提出了一个针对环保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他将之称为“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12月25日，潘岳接受了本报专访，系统的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环境与经济之间的逻辑。

环境经济政策新定义

《21世纪》：在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依然进行了多次“风暴”式执法工作，但最终的收效似乎没有民众预期的大。

潘岳：环保总局四年来搞了四次环评执法，靠的全是行政手段。这些手段是现有法规制度框架内的最大创新，虽然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却十分有限。

在目前传统财税制度下，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靠gdp，短期行为的决策导向必然决定他们力争任期内效益最大化。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有两种选择，要么自主创新“开源节流”，要么依赖资源“杀鸡取卵”。而后者显然费时少、见效快。因此，其结局必然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除了环境指标的考核问责制度未到位外，从经济上讲，还缺乏一套激励各级政府和企业长期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机制。温家宝总理曾指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实现历史性转变，即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在这里，“必要的行政办法”指得便是“区域限批”这类手段，而经济手段则指的是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21世纪》：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和执行体系，潘局长如何诠释这个概念？毕竟，对民众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某项政策实施的效果。

潘岳：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与传统行政手段的“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

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包括：控制污染的经济政策，如排污收费；用于环境基础设施的政策，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如生态补偿和区域公平。根据政策类型分，环境经济政策又包括：市场创建手段，如排污交易；环境税费政策，如环境税、排污收费、使用者付费；金融和资本市场手段，如绿色信贷、绿色保险；财政激励手段，如对环保技术开发和使用给予财政补贴；当然还有以生态补偿为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等等。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国际社会迄今为止，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效机制的办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经济政策对中央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施至关重要。

《21世纪》：这实际上涉及一个核心的概念——环境保护和宏观经济运行之间存在密切的内部联系，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来说不是我们一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推行这项政策时，国家环保总局是如何综合考量的？

潘岳：从发达国家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建立和实施一套全方位、多领域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能以较低的成本达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的。综合来看，各国的环境经济政策具有几个共性：

其一，普遍体现为一种政府对经济间接的宏观调控。通过确定和改变市场游戏规则来影响污染者的经济利益，调动污染者治污的积极性，让污染者也来承担改善环境的责任。

其二，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利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从而达到事前不得不自愿减少污染的目的，而不是事后。

其三，政府部门间在环境问题上的政策协调越来越紧密，都倾向一种混合的管理制度。随着环境政策纳入到能源、交通、工业、农业部门的政策中，环境政策与部门宏观发展政策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客观上把经济手段与行政监管更有效地结合起来。

其四，逐步从“秋后算账”向“全程监控”转变。这种转变使得某些类型的经济手段，如产品收费、注册管理费、清洁技术开发的补贴和押金制度等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21世纪》：那我们国家所面临的特殊性是什么？您怎么判断这种特殊性？

潘岳：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使我们比发达国家更迫切需要出台环境经济政策。况且，发达国家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已摆在那里。而我国目前环境经济手段很少，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政策体系。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没算好两笔账：一笔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发展下去，也就是不实行环境经济新政策，我们重化工业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还将付出多少环境资源代价？第二笔是实行了环境经济新政策后，我们的gdp增长速度要下降多少？政策实施和增长模式转型成本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承受得起？算不清这两笔账，决策起来就少了些科学依据，双赢的道路变成了两难的选择。好在环境恶化的形势即便不用数字，只凭眼睛也能看到。

形势不允许我们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再去实施那些理想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能边算账、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联合各方力量，全面推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框架。

绿色税收政策急需出台

《21世纪》：事实上，对于这种严峻的形势，无论是国家环保总局还是社会公众，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环保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建立一个密切的联动体系，是没有办法彻底根治的。那么，当务之急是要先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潘岳：税收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杠杆。环境税(绿色税)已被西方广泛采用。严格来讲，环境税主要是指对开发、保护、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的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如果宽泛的理解，环境税包括专项环境税、与环境相关的资源能源税和税收优惠，以及消除不利于环保的补贴政策和收费政策。

通常做法仍是激励与惩罚两类。一方面对于环境友好行为给予“胡萝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所得税、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