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碳交易”和排污权交易付诸实施后，如何用经济杠杆来调节水的分配、使用和治理，正式成为中央思考的命题。“水权”概念呼之欲出。

重庆铜梁是水权改革的首吃螃蟹者之一。其新近出台的水权管理办法，虽然遭遇了上位法不明朗等种种局限，但依然向世人彰显了一种可能———水资源的开发权、取水权、用水权以及排水权不仅可以“买卖”，也将被正式纳入官方管理渠道。

信报记者 周季钢 彭光灿 曾臻

实习生 蒋霞曦

4月1日，朱家平从铜梁县水务局的工作人员手中，拿到了一份盖满公章的取水申报报告。这些公章，分别由蒲吕镇以及下属的3个村子所盖。在该报告获批之后，朱家平才成为新联村11社溶洞水源的合法水权使用者。

朱家平的公司计划用溶洞水养殖娃娃鱼。按照新近出台的《铜梁县水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朱家平的申请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该县水务局水政水资源管理科负责人刘尚斌对此的解释是：必须征求水源地附近的3个村子的同意，“看会否影响村民的饮水用水安全”。

虽然手续复杂了一些，但朱家平认为值得。因为在取得村民书面同意后，将来若因取水而发生纠纷，自己便可理直气壮得多。更为重要的是，该水源位于铜梁某开发区附近，随着大量企业入驻园区，一旦有用水需要，则需要向朱家平付费购买。由此，朱家平成为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水权规范办法的首位受益人。

铜梁的“水病”

仅有20万城镇人口的铜梁，正处于持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裂变之中。在过去的10年之中，其县城所在地———巴川镇从城区建成面积4.8平方公里，陡增至2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和所有中国城市一样，铜梁患上了一系列“城市病”。旷阔的公路和为数不多的车辆，使得它得以暂时远离交通塞阻，但经济发展与土地、资源、环境的矛盾则日益突出。

事实上，无论铜梁还是整个中国，都没能找到解决上述问题的万全之策。这也实在不构成影响其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刘尚斌担忧的是日渐深陷的“水危机”，可能成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之于一贯以大山大河著称的中国西南，这种担忧颇为讽刺。但现实是：“十年九旱”。铜梁全县资源性水源为5.15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分别仅为全国和重庆人均水平的29%、35%！

2006年8月，百年大旱登陆铜梁，其9个场镇26.15万人饮水困难，5个场镇7.1万人全靠异地送水。籍贯重庆万州、掌管流域调度的长江

水利委员会江务局局长史光前，“趁机”回了趟老家。历经铜梁，满目疮痍，干裂的农田可以伸进人掌，耐旱的竹子也都枯死……

之所以如此，刘尚斌认为无非有两点：一是工程性缺水，二是水质性缺水。

工程性缺水是指水库太少、输水设施老化，跑冒滴漏现象严重。由于巴川镇附近无大型水库，全镇生活用水得从20公里外的涪江抽取。在此输送过程之中，水资源损耗率达到30%-40%。按该镇年生活用水700万立方米计算，被损耗的部分就高达300万立方米之多！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工业的崛起以及大量内迁化工厂入驻，铜梁境内的水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仅在中国政法大学组织的“中国西部环境维权活动”的首年(2001年)，帮助铜梁渔民梁骆礼全起诉铜梁红蝶锶业公司水污染损害赔偿，便成为该活动最经典的案例之一。而更为可怖的是，红蝶的污染至今尚未消除……

或开源，或节流，铜梁正值十字路口。

水资源争夺战

事实上，铜梁面临的水资源难题，正是今日中国之真实写照。

据新华社报道：1990年代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因旱受灾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缺水。与此同时，水污染却与日俱增，如何平衡，已成为摆在中国执政者面前的首要难题。

温家宝总理借“南水北调”提出了用水的基本原则，即“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则大声疾呼，“建设节水型社会已刻不容缓！”

不幸的是，由于相关制度安排的缺失，“节水”、“治污”很难不停留口号之上。之前一再被论证的“公地悲剧”理论，也同样适用于该问题，即：谁的水？谁该为水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对此并没有明确。

因为“水权”制度缺失，重庆深受其害。重庆市水利局政策法规处副调研员周懿，在讲述2006年那场旱灾时回忆：嘉陵江重庆段水位逐日下降，取水口全部暴露，无法正常取水。而气象部门则称，嘉陵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雨水充足，“应该”有大量的水源汇入嘉陵江。

然而，“一条河，它沿途的各个地方都要用水，水到底属于谁？”就金沙江四川段而言，大小电站星罗棋布，有近50余座之多。水电站要发电就要截流，即便当时位于它们下游的重庆正持续受灾。

最后，在国家水利部门的干预下，四川方面才下令金沙江沿线的水电站开闸放水。3天后，重庆嘉陵江水位明显上升。

“在特殊背景下，水资源的争夺就更加突出，‘水权’的概念也突然清晰了。”周懿说。

除此之外，水的争夺也在重庆市内部展开。周懿称，譬如某区大型企业用水占该区水资源的1/3，于是水资源的争夺，以该区内部工业用水和居民用水的形式展开博弈。

过程一波三折

2007年3月，铜梁县水务局组建了专门班子，从事《办法》的起草工作。

据该局水政水资源管理科负责人刘尚斌回忆，在初稿完成之后，第一次上报是在2007年10月举行的该县常务会上。“我们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充分了，等了一下午，结果那次会议议题太多，我们等到的答复是：‘等下次开会再来’。”

第二次汇报完后，铜梁的分管副县长认为，水权改革无经验可借鉴，不仅在重庆无先例可循，在全国也未找到范本。于是要求水务局，必须充分征求各单位意见。水务局局长印才英回到局里，立即组织专家和律师，齐聚一堂“抠字眼”，“争论的焦点在水权的定义、总则等用词上”。

按照惯常的逻辑，一部官方的规范中，首先应明确水权是什么，但是“在后来下发的正式立法文件中，关于‘水权’的定义，是被回避了的。”刘尚斌解释说，“水权”在全国没有确切的定义，不同的学者，对“水权”的理解又不尽相同。譬如，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建远和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的表述就不同。

汪恕诚曾说，“水权”最简单的说法，是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而崔建远则认为，水权即为依法对于地面水和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的权利。

与会的律师们认为，在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国家亦未能将“水权”表述明确。如果《办法》精确划定“水权”概念，势必在引起纠纷时，出现与上位法相悖的情况。

显然，铜梁没有能力也不敢有所突破。仅在《办法》的第二条中规定：本办法所称水权是指依法取得水资源的使用权，包括水资源开发权、取水权、用水权和排水权。

除此之外，铜梁的立法原稿还在“初始水权”、量化取水权和排水权等等问题进行了修订。譬如，“初始水权”在原文中被称为“天赋权”；原文中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