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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研究(郁耀闯 赵景波)

栏目:农林鱼水论文发布:2010-03-12浏览:2606下载176次收藏
 

提要: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对该时期关中地区的降水规律和成因做了探讨。结果表明:唐代关中地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唐中期(公元703~公元840)137年间,这一时期共有水涝灾害41次,平均3.34年就有一次,占唐代水涝灾害次数的68%;唐前、唐后降水较少,水涝灾害次数各占16%;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唐前、中、后期分布很不均匀,水涝灾害在时间上的分布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态势,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在季节性上的特征也十分显著,多集中于夏秋两季,其中尤以农历八月份最为频繁,达16次之多;唐代关中地区气候整体上较湿润,降水丰沛。气候暖湿,年降水量较多,降水集中或持久是造成该时期水涝灾害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导致植被遭到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水涝灾害的发生。

关键词:关中地区;水涝灾害;唐代;发生原因

中图分类号:p426.616 文献标识码:a

历史时期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洪涝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洪灾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同时对自然环境也造成了极大破坏。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经济发达,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自西周起至唐代,在大约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先后有西周、秦、西汉、隋、唐等13个王朝和政权以及更始、赤眉、大齐等3个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在关中地区中部的西安小平原上建都,唐王朝定都长安,始终视关中地区为帝业的根本所在。因而对关中的自然环境多有关注。考之于文献记载,唐朝时期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并不令人乐观,水涝灾害的不断发生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本文试图探讨唐朝时期关中地区的水涝灾害情况,总结其规律,藉以揭示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状况,对于进而预测未来关中地区可能发生的水涝灾害具有重要意义。

1 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概况

由于古代交通落后,科学技术手段不发达,史籍中关于水害的记录肯定是漏缺有误的。不过上面引述的这些史料也足以说明唐代关中地区的水害给当地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表1)。

2 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在时间上的变化

唐代关 中 地墨水涝灾害在时间上的分布特征十分明显[2、3](图1)。首先,从水灾发生的总体趋势而言,根据现有史料,在唐前(公元618~ 公元702)85年间,关中地区共有水涝灾害10次,平均8.5年一次, 占水涝灾害次数的16%;在唐后(公元841~ 公元907)67年间,关中地区水涝灾害1o次,平均6.7年一次,占水涝灾害次数的16 ;而唐中期(公元703~ 公元840)137年间共有水灾41次,平均3.34年就有一次,占水涝灾害次数的68%。可见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在唐前期、唐中期、唐后期分布很不均匀(图1),唐前期和唐中期,唐后期和唐中期差别较大,唐前期和唐后期差别不大。水涝灾害在时间上的分布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态势(图2、3)。也就是说,唐中期水灾发生频率相当高而唐初和唐末则较少发生。其次,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的季节性特征也十分显著。唐代文献在记载关中地区水涝灾害时,常常都清楚地记录了起始月份和终止时间,有时虽未明言但却记录了季节,仅有2次水灾未明言月份或季节。据现有文献资料统计,农历正月、二月、十一月从未发生过水灾,十月、十二月仅各有一次,三月仅有三次。这说明,唐代关中地区春季和冬季发生水灾的频率相当小。据统计,农历四月份有4次水灾,五月有5次,六月8次,七月1o次,八月16次,九月9次。夏季(六、七、八月)则多达34次(图4),秋季达1o次之多。可见唐代关中地区水灾多集中于夏秋季节,其中尤以农历八月份最为频繁,达16次之多[4],这是关中地区水涝灾害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与关中地区的降水特征有密切关系。虽然关中降水量不算丰富,但降水时间却相对集中。关中地区降水多集中于夏秋两季,因而秋季很容易形成洪涝灾害。例如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宝十三年,西安市,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城垣屋倾覆殆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秋,关中大淋雨,害稼,六旬不止。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西安市,自七月霖雨,八月方止,京城官寺庐舍多坏,街市沟渠中漉得小鱼。显庆元年八月“霖雨,更九旬乃止。”天宝十三载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九月,闭坊市北门,盖井,禁妇人入街市,祭玄冥太社,崇明德门,坏京城垣屋殆尽。人亦乏食”。关中夏季很少见霖雨天气,而暴雨式降水则较为常见,因而很容易造成山洪暴发,河水泛涨,从而形成洪水灾害。例如,据《新唐书·五行志》和《旧唐书·玄宗纪》记载:永徽元年六月,“新丰,渭南大雨,零口山水暴发,漂庐舍”。天宝元年六月,“武功山水暴涨,坏人庐舍”。

3 唐代关中地区洪水发生原因与气候变化

3.1 气候暖湿。降水偏多

降水成为唐代关中地区水涝灾害最经常、最主要的成因,是有其气候背景的。根据我国气候学家竺可桢和丹麦地球物理学家丹斯加德等人对中国和世界气候变迁史的研究,当公元七世纪(相当于隋末唐初)时,由于太阳辐射变化的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气候都告别了自公元四世纪(相当于晋)以来的寒冷、干旱的“干冷期”,而进入了温暖、湿润的“暖湿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十一世纪(相当于北宋),其后气候才又逐渐变得寒冷和干旱起来[5、6],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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