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失守：女性在家庭中的边缘化
—近三十年中国婚姻伦理的迁变与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影响
　　1984年，中国国营企业改革全面展开，国家开始向企业要效益，企业则开始精简员工。此时，有人提出让妇女回家，把就业的机会留给男人，虽然这个提议没能落实为政策，但企业中首先被精简掉的仍然是妇女，尤其是怀孕的妇女，女性被迫从社会撤离回家庭，在社会上被边缘化。2001年，全国的大中专学生全面实行自主择业制，不再实行分配制，于是，就有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广告中明文或不明文地规定不要女生，这使女性的就业舞台又一次缩小，妇女地位又一次被边缘化。

　　与此同时，自1976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历史遗留的问题波及家庭。比如知青返城，使许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缔结的婚姻面临解体，中国发生改革后第一个离婚高峰，妇女又从家庭中被分离出来，需要独自去承担自己的命运。

　　之后，随着改革而来的各种新思潮新文化开始冲击中国的家庭，八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在经历过“懒得离婚”和“懒得结婚”的婚姻疲软状态之后，婚外恋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婚姻中开始漫延，成为当前困扰中国家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婚外恋同其它任何困扰家庭的因素：如经济、家庭暴力、物质滥用、代际关系不良等不同的是，它更多的要牵涉到道德、爱情信仰、文化认同等诸多因素（比如，经济拮据会造成婚姻困扰，但它没有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我们也能很肯定地说家庭暴力是不道德的；但按时下的流行舆论，我们已很难说清婚外恋究竟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所以，婚外恋即使不造成离婚，其对于婚姻的影响仍然几乎是颠覆性的，它使人们对于爱甚至对人性的信任均产生动摇，因此，它也容易带来更多的婚姻伦理问题。所以，我们在此文中探讨的婚姻伦理的迁变，主要是因婚外恋或实质上的多妻制所造成婚姻道德方面的迁变。

　　从陕西省妇女研究会婚姻家庭咨询热线的统计来看，由婚外恋所引起的婚姻问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大约是我们热线咨询量的三分之一，(经笔者2009年对陕西一家心理咨询公司的了解，该公司开通的心理咨询热线中，因婚外恋来电咨询占40%，其中90%以上都是因丈夫外遇的女性打来的电话，可见婚外恋已是一个影响女性心理健康的高危因素。)而在陕西妇女研究会的热线统计中，女性打电话说丈夫有婚外恋的占所有婚外恋问题的95%以上，而女性打电话说自己有婚外恋的再加上男性打电话说妻子有婚外恋的总和尚不到5%。从媒体的报道和民间的一些流行语来看，婚外恋者也绝大多数是男性，比如：“包二奶”已成为流行语，现在又有三奶四奶之说，但很少有人说起“包二爷”；又比如，从《牵手》到《来来往往》到《结婚十年》再到《手机》，这些电影电视里的所有风流韵事都围绕男人展开。因此，此文提到的婚外恋均指发生在男性身上的婚外恋，我只从陕西省妇女研究会咨询热线所能接触到的视野，来谈婚外恋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关于婚外恋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按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因为女人无能，缺乏魅力，拴不住自己的老公。而在影视作品里，诸如上文提到的《牵手》、《来来往往》等，则凡婚外恋均有一个不正常的女主人。至于类似于《中国式离婚》的作品，则认为导致中国式离婚的原因最重要的不是婚外恋，而是女人自身的脆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改革的浪潮中，女性首先被社会边缘化让她回归家庭，但家庭又让她自强自立去承担自己的命运。那些靠婚姻来维系生存的女性，她们的生活随婚姻的失守而全面失守，那些虽然不靠婚姻来维系生存的女性，却也在要事业还是要家庭、守传统还是走现代的两难选择中进退失据。因此，中国的婚姻也就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而复杂的迁变。

　　作为一个家庭工作者，我接触过很多婚外恋的故事，作为一个偶尔与媒体打交道的人，我也经常听到媒体和民间都在不断重复的上文提到的那个时下非常流行的声音——老公有婚外恋是女人的错，如果一个女人看不住自己的丈夫，这只能证明她无能。更有甚者，则还有另一种声音，认为妻子夹在丈夫与丈夫的情人之间，影响了他们的自由恋爱，这个妻子才是第三者。这种理论就好比公民看护自己的财务妨碍了小偷行使偷窃的权利——是非善恶已变得极为模糊。

　　我不太愿意过早地去评判这种结论的是非，但这种声音却让我看到了婚姻伦理的巨大迁变。

　　上世纪七十年代，婚外恋是不能踩的雷区；八十年代，婚外恋是作风问题；九十年代，婚外恋是流行风；二十一时纪，婚外恋是被遗弃者的无能。关于陈世美，我们似乎是越来越宽容了——伦理，的确是一个时限性很强的东西。但是，既然陈世美都可以原谅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一定为婚外恋寻找一个责任人，把它归结为被遗弃者的错呢？

　　其实，关于婚外恋是受害者的无能，这大多来自于文化人与媒体的误导。文化，向来是为人们活着讨说法的。比如：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要追求永恒不变的爱情！因此，如果有人背叛了这个爱的神话，那一定是该死的陈世美错了；但如果陈世美太多，已有遍布天下之势，文化人就首先焦虑了——永恒之爱已有崩颓之势。于是他们又找一个责任人，那就一定是秦香莲错了。总之，别人都可能有错，但“永恒之爱”绝不能错，因此，秦香莲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因为丈夫“包二奶”而被推上了审判台，为当前婚外恋的泛滥成灾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新闻媒体，它的特点就是以“新”求存。新闻记者是最喜新厌旧的，他们倒是恨不得文化人能一天找到十个说法，他们的报道就会不断推陈出新、层出不穷。于是，“秦香莲的错”就因媒体的播散也呈遍布天下之势。

　　但是，文化人虽是一家之言，没有太多的考证，媒体也不过是凑个热闹，但这种观点却让“秦香莲”们在遭受了社会的边缘化和家庭的遗弃之后，又要来承担被遗弃的过失。这不仅使她们同时失去了社会和家庭的支持，而且还失去了任何道义上的援助。但如果我们不被自己的假设蒙蔽双眼，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和综合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代秦香莲是怎样“炼”成的。

　　从事实的情况来看，我们这个社会依然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我们可以从现实与历史两个方面来探讨女性当前面临的现实处境，以及她们在婚姻中的尴尬地位。

　　从现实来说：女性，从女童开始，她们在家庭资源的占有上就处于弱势，如果一个家庭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经济能力却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那么那个被剥夺上学权利的孩子通常是女孩。因此，在一些贫困家庭，女孩被培养成长大后的“屋里人”，她们的生活由“当家的”屋外人来决定，她们的命运也就只能靠这个“当家的人”来决定。即使是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女孩子有上学的机会，但等她大学毕业后，拿着一大堆的证书却找不到工作，到处被“不要女生”的用人单位拒绝，那她也只能自主不自主地相信：“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找个老公做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屋里人”。这样，女性对自己的命运就失去了自主控制的筹码，当老公发生婚外恋，她究竟是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还是仰人鼻息、委曲求全地活下去——这可真是个同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亡”一样重要的问题。

　　其次，在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人们对女孩子的期待是温柔、贤慧、内敛、不出风头、善解人意、小鸟依人、遵从男性的权威、注意给男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