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尝试利用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和logist模型并结合四个关键性因素对中国失地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对中国失地农民进行探讨，然后通过四个变量和中国失地农民的具体数据对失地农民收入水平进行实证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失地农民大部分处于严重的贫困状态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因此，在失地农民问题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制度设计中，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变失地农民这种不断恶化的状况。

    关键词：经济地理；失地农民再就业；logist模型；收入水平；循环积累因果原理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郊区的耕地及住宅用地被大量占用，并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失地农民问题，尤其是失地农民的收入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从理论上对这一事实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合理解释？如何为政府公共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并引导其正确调整？本文将作出一个理论上的分析和解答。

 

1、引言

    中国经济要高效快速健康发展就必须不断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使得原来的耕地被征用变为城市用地，大量农民失地失业成为“失地农民”。据估计，目前我国的失地农民总量超过4000万，今后每年还要增加200多万人，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1亿人（高勇[1]）。而且现实中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农民从中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如果土地的价值是10万元，可是真正到了农民手中也就是1万到1万5。政府大约抽取3万左右，其余的都是开发商的利润”（陆学艺[2]）。农民本身就是这个社会上的弱者，在征地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受到了很大的侵害，更使农民沦落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

    失地农民问题是一个新问题，有关专家及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相关分析。王春光和陈雷[3]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为视角，从农民的建构主体性和行动能力与资源配置的关系着手，挖掘失地农民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来探讨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是，对中国失地农民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现有研究大多是围绕着统计或实地调研等几个有限的层面展开的。例如王道勇[4]等。他们始终都是就现象分析现象，然后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和不足。他们忽略了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很少结合已有的理论对这一典型事实进行深入分析，更没有人把它们上升为理论。

    征地使得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了失地农民并且失去了自己的职业，但是如果他们能够获得高额的补偿款以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且假设收入能够形成资本，失地农民无论是从需求层面还是从供给层面都是从“高收入”到“高收入”，失去土地成了农民跳出“贫困恶性循环”（纳克斯[5]），寻求发展的契机。失地农民能否逃脱贫困恶性循环，使自身得以良性发展，其发展的循环到底又是什么样的，本文将给予清晰地解释。

   本文尝试通过经济地理学里的一个简单工具，对中国失地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其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的大小，并认真剖析其运行机理，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如何从理论上对失地农民收入问题及其引发的其他问题进行解释？（2）如何为政府公共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并引导其正确调整？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引言给出问题的背景，理论模型发展了一个一般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框架结构，四要素实证模型利用logist模型对影响中国失地农民收入水平的四个因素进行实证模型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结合发展了的理论对中国失地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出对于中国失地农民收入问题的一些政策意义。

 

2、理论模型

    在讨论中国失地农民问题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之前，有必要给出一个循环积累因果原理的一般理论框架。

    循环积累因果原理是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6]（g·myrdal）于1944年在《美国的两难处境》中首次提出的。他把社会制度看成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认为导致这种演进的技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互为作用的。如果这些因素中的某一个发生了变化，就会引起另一个相关因素也发生变化，后者的变化反过来又推动最初的那个因素继续变化，从而使社会经济沿着最初的那个变化所确定的轨迹方向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纳克斯[5]（r·nurkse）在他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对缪尔达尔的理论进行了发展，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论（李小键[7]）。

    缪尔达尔、纳克斯的思路对于解释中国失地农民问题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它不能对中国失地农民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还需要对其进行改进。这里本文借助其思路，讨论一个关于中国失地农民问题的一般理论框架。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与其可能相关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土地是农民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失去了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就失去了一切。农民是中国的主体，如何处理好失地农民的问题，以及把农民放在政府、农民、开发商之间存在的复杂利益关系环上的何种位置将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持久稳定，以及中国宏观经济的总体走向。影响中国失地农民问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失地农民以后的生产、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失地农民要生存，要发展就必然要有生活费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开支（顾文选[8]）。这些方面的开支能否地以满足，以及满足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失地农民能否在贫困恶性循环的起点改变它循环的规律性，来推动其良性发展。

 

2.2就业途径

    失地农民安置及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业途径，而就业途径又依赖于整个社会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就业途径宽广，即使在其他各因素恶化的条件下，也能够实现失地农民的再就业，维持社会的稳定。

 

2.3就业政策

    就业政策在宏观的管理层面上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失地农民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属于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杨德金[9]）,在人力资本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差。对其进行政策引导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循环的发展。

 

2.4保障体系

    失地农民保障体系包括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失地农民医疗保障、为失地农民提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池晴媛[10]）。农民失去土地后成了非农业人口，但是并没有变为城市人口，更没有获得城市人口的待遇，使得他们只有在保障体系的运作下才能生存，才能发展。

    综合考虑以上四种因素对贫困恶性循环进行改进，得出一个用于解释中国失地农民问题的一般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供给方面的循环                     &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