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9年13期《半月谈》载文称：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林透露，2007年7月至2009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参与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调查3466件，科级以下基层行政执法和监察部门占立案总数的37.56%，这说明安全责任事故背后，一些直接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现象严重，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县级安监部门，作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赋予主体地位的最基层组织，实际工作中行政执法面临的困惑，在一定程序上既影响了安全生产法制建设的进程，又影响着年轻安监队伍形象，同时，也影响行政执法的效果。

困惑之一：职能定位影响“保帽子”。新时期安全生产格局决定“政府统一领导”，基层安监部门领导任免权在同级政府，处理安全生产违法事宜时不得不看政府领导脸色行事，行政“干涉力”过大，有些行政案件，往往偏护于企业，甚至领导一个电话就能改变行政处罚决定，该严的严不起来，该落实的落实不下去，遇到碰硬的事往往只得绕开法律规定处理。

困惑之二：利益所迫导致“保饭碗”。年轻的安监部门是新世纪的派生物，真正作为政府行政部门是从2005年的“几个人七八条枪”发展起来的，行政编制少，聘用人员多，自收自支的份额大，一部分行政经费、人员工资得靠同级财政负担。有些地方的财政预算随意性大，有时就靠领导一句话，因而直接涉及到安监人员的切身利益，基层安监部门负责人在行政执法时难免没有顾虑。

困惑之三：考核评比逼向“保形象”。时下各地将发展经济作为重中之重，招商引资压力大，为营造投资环境，人为地设制了执法障碍。加之民主考核评比风起云涌，末位淘汰似乎成了约定俗成。安监部门行政执法难免得罪一些服务对象，执法越较真得罪的人越多，因而在考核评比中也就容易受到影响，考评位次靠后的大多是行政执法部门，其领导班子还会被纪检监察、组织等部门诫勉谈话，主要领导还会在一定规模会议上自我解剖，甚至就此挪位子或就地免职。为保选票“保形象”，不得不陷入人为地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