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郑琦，今年67岁，现在是**省**市庙前镇井冈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1958年7月，我从**师范初师毕业。热血沸腾的我，主动申请到最偏远的山区陈院乡王家小学任教。在这个只有20多名学生的单人教学点，我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在这里，我组织了少先队；在这里，我开启了一生孜孜以求的红领巾事业。

　　此后，我先后调动过三次。但无论在哪里工作，为我心爱的红领巾事业，我始终坚定信仰，无悔追求，甚至不顾一切。　

　　1963年春，我所在的小学错误处理了一名学生。我站出来为学生辩护，就因为我说了一句“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如果能够时刻规范或控制自己的言行，还要我们这些老师做什么”的公道话，从此，“实属不堪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便扣在我的头上，工作被开除，还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为了这一仗义执言，我整整付出了15年的代价。曾经很多人对我的这种举动不理解：就为保护一个小学生，代价这么惨重，值得吗？我却平静地说：“学校的一个错误决定，可能毁掉一个孩子的一生；为了孩子，我无怨无悔！”　

　　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的我重新走上讲台，被调到**市烟集小学工作；一年后我又主动申请到条件更为艰苦的庙前井岗小学任教。就在那所普通的乡村小学，我一直干到退休。

　　恢复工作后的我深感失去的时间太多，为孩子们奉献得太少，因而我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