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浙东乡村的春晖中学久享“北南开，南春晖”的美誉，多少青少年趋之若鹜。而我，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也终于在年近不惑之时圆上了萦回多年的“春晖”梦。这，全赖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
——题记

倘若不翻校史，如今的春晖学子怎么也难以相信，自己的师姐师哥中，居然有三四十岁才跨入中学校门的。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幸运者。

三十几年前，文革寿终正寝，解除了“两个凡是”的羁绊之后，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势如破竹。以恢复高考为标志，中国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干部队伍建设“四化”标准的确立，又促成干部培训与学历教育遍地开花，1984和1986年，**县委组织部委托春晖中学举办的两期“干部高中班”，就是这股大潮中的一朵浪花。我和我的同学在年过而立之后，有幸重圆读书梦，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县城(丰惠)解放的前夜，我出生在古城丰惠一个叫“敕五堂”（这里曾有许多人从春晖中学走向著名高等学府，现在是市级文保单位“胡愈之故居” ）的大宅院里，一直由祖母带大。祖母胡兰桂，念过高小，在当时的妇女中也算是小有文化的了。大约是受祖母教诲和“敕五堂”文化熏陶的缘故罢，我自幼便有了去春晖读中学，进而考取名牌大学的梦想。然而，1962年考初中，只被录取在当地的丰惠中学。于是，读书便愈加的刻苦认真。初中毕业时，尚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与几位尖子生一起，相约再报春晖中学。哪里想得到，阶级斗争的弦愈绷愈紧，唯成份论更是甚嚣尘上，我不仅未被春晖录取，就连丰惠中学“耕读班”的边也未能沾上（那时,**仅有春晖和丰惠2所完中,受“左”的影响,“四清”运动后丰惠中学停招普高生）。不久，便上山下乡到镇东粮产区插队务农。向往着读书的我，晚上偶尔回家，总会痴迷地登上丰惠中学近旁的观桥头去眺望学校晚自习的灯光。其时，戴着右派帽子的父亲，常常在信中负疚落泪。但是，这一切能怨他么？

文革风起云涌，把社会翻了个底朝天。当“副统帅”自爆之后，周总理力挽狂澜，教育秩序也有所恢复。双夏前的一天，突然接到公社通知，说是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将被推荐上大学，几天后去县城参加文化考试。自以为天天下地，认真接受“再教育”，文化也考得满好的我，这下可有希望了！但事后很久，我才知晓，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陪绑者”而已。

读书梦一再受挫，内心一度极其郁闷。父母直言劝慰，妻子旁敲侧击——死了这条心，还不是一样吃饭？1974年担任了知青干部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