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重压下的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也曾两次到了死亡的边缘。一次是1941年的“四一九事变”，日寇入侵**，时在初中三年级的我和几位同学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逃难，沿着瓯江徒步北上，日行百里，饥肠辘辘，到达**镇，又转至**大嶨镇，正在一位同学家中停留，敌机突然来袭，投下四颗炸弹，如果那次被炸中，这个世界早己没有我了。另一次是1948年1月4日的“一四事件”，为于子三同学出殡，反动军警封锁了校门，不久，暴徒冲入学校捣乱了出殡现场。据杭州解放后曾参加**干校学习的一位学员交代，他当时是校门口的机枪手，上级命令如果浙大学生冲出校门就开枪。结果是暴徒冲入校内捣乱了会场而未能出殡，否则，不知谁又要牺牲了。总之，我们对反动政府恨之入骨，一心盼着解放。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了，我和许多同学一起参加了**干校第一期学习，结业后留校工作，1952年调到高等学校担任马列主义理论的教学工作，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使我从此能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