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革”发生的社会心理缘由

［摘要］“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沉重的代价换来宝贵的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文革”发生动因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的热点。中国学者们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外国学者则着重探讨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个人因素。学术界从社会心理层面探究“文革”发生原因的成果并不多见。为此，本文拟从社会心理定势、社会动因、群体心理等方面对“文革”发生原因作浅显的探讨。

充分认识社会心理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注意把握和引导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动向与特征，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今新的社会转型时期持续稳定地发展，对当今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国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文革”　社会心理　群众意识

一、       社会心理的界定

关于社会心理，《辞海》是这样定义的：“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个人心理作用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诸如：（1）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共同行动的规律。（2）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3）人与人之间由于彼此交往而产生的矛盾及其后果。（4）组织集团、个人之间的冲突及其后果等等。”[1]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沙莲香主编《社会心理学》一书对社会心理的界定更简捷：“社会心理是指一定社会生活状况下形成的、互有影响的多数人共有的心理现象。”[2]

由此可知：一方面，一定社会生活状况即是使社会心理得以产生的客观条件，包括社会、文化、习俗，甚至包括天文地理等诸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说，社会心理所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及它所呈现出来的人格层面和文明水平，归根究底取决于社会生活内容及其文明水平。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文化因素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潜移默化为心理历程，规定着人格特性和性格，对社会心理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的社会化对人产生的影响转化成人的心理历程，起心理定势作用，即本文我们所讲的“社会心理定势”。另一方面，社会心理研究的是多数人共有的心理，是互相影响的心理现象，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即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大大小小各种形态的群体心理，而不是个体心理。社会心理既然是研究群体心理，其发生必然需要群体中的每个成员拥有比较一致的发生共同心理的需求，即本文所提及的“社会动机”，“社会动机”是社会心理发生的内在推动力。而群体内部各个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是实现一致的社会心理的条件，这种互动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互动”，在这种互动之中人们表现出了一定的“群体心理”，如从众心理和去个性化。由此可知，社会心理包括一致的社会心理定势、社会动机、群体心理等等。

具有同样社会心理的人们聚在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做出一致的行动，这样就出现了“集群行为”。“集群行为”是一种“在人们激烈互动中自发产生的无指导、无明确目的、不受正常社会规范约束的众多人的狂热行为，一般具有自发性、狂热性、非常规性和短暂的特征”。集群行为在“文革”时期随处可见，随时可见。“集群行为如果被人利用，成为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就不再是集群行为，而是群众运动了”[3]。“群众运动”可以是经过集群行为由下而上发展而来，亦可能是经过策划、组织、宣传由上而下发动起来。“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上而下经过策划、组织、宣传发动的，一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群众运动”。社会心理是“群众运动”得以发生、发展、变化和结束的心理基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其发生亦必然有深刻的社会心理缘由。

二、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与特点

（一） 经济方面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人民都翻身得到了解放，故十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在党的号召下，积极投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开始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希望能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广大民众尽快过上好日子。但当时中央领导人尤其是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毛泽东具有空幻的经济思想，直接造成了我国经济决策的不恰当和经济体制日益僵化和空幻性，进而产生了经济上的“左”倾错误，形成了具有浓重“左”倾色彩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在经济建设中显示了极大的破坏性，在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情况下，在中国人民皆怀着最大的热情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动中的情况下，“大跃进”发生了。在“大跃进”运动中，中国人民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去抵触运动，有的屈从于运动，更有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在此种情况下，人们的“从众心理”发展到了极端，“去个性化”现象也表现得特别明显。“大跃进”运动失败后，经济制度虽有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人们的“从众心理”并没有得到较大的调整，反而到“文革”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人们从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确立以来形成的“左倾”经济思想（即急于求成，希望尽快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人们渴望“衣足饭饱”、“共同富裕”，也鼓足了干劲努力建设社会主义，但现实和理想总是有着巨大的差距，此时中国“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4]六十年代初更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这样的差距面前，人们更是想要更快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这正是“文革”发生的“经济动机”。

（二）政治方面 

国内：一方面，中国执政党建设上存在失误：在国家领导管理制度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组织原则不断受到削弱和破坏，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党的理论指导上，党没有坚持以至于背离了事实求是的路线，使“左”倾思潮在党内泛滥并日益系统化、理论化、正统化。“左”倾思想的继续发展使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更为坚定，这是“文革”发生的“理想动机”产生的源泉。另一方面，中国最高领袖个人存在失误：毛泽东具有了不切实际的“左”倾经济建设思想和越演越烈的斗争哲学思想，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他对国内外政治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修正主义”已经成了党最危险的敌人，“反修防修”刻不容缓、势在必行。在他的想法和中央大多数领导人意见相左的情况下，他为了克服各方面的压力，对个人崇拜开始采取了默认和接受的态度，希望以人民群众的力量击败“修正主义”。执政党和领导人对“个人崇拜”的不反对甚至支持，使“个人崇拜”具备了完整的发展空间，也是“个人崇拜”造成重大影响的必要条件。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斯大林的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发展，中国和苏联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中苏论战展开并不断升级，到六十年代初到达高潮，中苏关系陷入了最低谷。在中苏论战中，特别是1963年以后的论战中，当论战从国际问题转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问题后，我们发生了更多的“左”的错误，发展了我国的“左”倾理论，这也使人民群众的“理想动机”有了进一步发展。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大多数国家建国之初皆采用苏联模式，此种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弊端日益显现，加之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等各社会主义国家皆开始了发展经济的改革，这些改革使苏联体制的缺陷还未充分暴露出来，还不能深刻理解苏联、东欧各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的我党看到了实际的修正主义的危险，产生了“反修防修”的思想。“反修防修”的思想正是“文革”发生的“思想动机”之一。

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由于美苏冷战，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采取封锁遏制的策略，六十年代初期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曾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示好，但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遏制政策整体上未做大的变动。[5]国际环境的孤立状态使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人们以更大的激情投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企望以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来反击外国的经济封锁。人们的空前团结正使人们的“从众心理”和“去个性化”现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另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一直对社会主义国家虎视眈眈，希望以各种手段改变中国的政体，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防范。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就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斗争发表谈话时就明确提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为此，中国领导人希望清洗国内以防止外国的“和平演变”，这正是“文革”发生的“政治动机”。

（三） 文化方面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但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的帝王思想、忠君观念、集权主义、个人专制、封闭意识、平均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等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一直很少得到系统的清理和根治，无时不渗透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人民的道德规范领域中。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时，很容易被抽掉了前提和精髓，只剩了结论式的语录，被用来为集权政治服务。而这些传统思想与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民主政治、尊重科学、思想自由、人格平等、法律至上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有人即认为，正是这冲突不可调和导致了“文革”，“文革”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复归”，“它只不过是民族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封建主义毒素的现实表现或延伸罢了”。[6]传统的中国文化正是中国人民群众“社会心理定势”发生的源泉。传统文化与当时时代的主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不可调和，亦正是导致当时社会心理呈现复杂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四） 其他方面

社会生活是真实而复杂的，很明显，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并不可以完全概括出当时的社会背景，而社会背景中还有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下文所要探讨的社会心理方面的内容，而这各方面的背景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当时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背景综合在一起构成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并最终使“文革”的发生无可避免。

三、    社会心理对“文革”的发生产生的影响

（一）     “社会心理定势”方面

我们所说的“社会心理定势”即是前面所介绍过的传统文化因素导致的社会心理定势。用通俗的话来说，可以说成是“民族心理”。中华民族经历了世界历史罕见的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外儒内法的思想亦占据统治思想的位置一千多年，道家、佛家的宗教思想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蕴涵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思想，形成了一个以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忠君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体系，这是普通民众形成狂热的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温床，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心理定势”。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定势”融入当时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