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谁对话?

赵英民，博士，历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处长、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司长。现任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同时担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循环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　c　o　s　)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家气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

为什么对话?

当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少国家都在推行绿色新政，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我国政府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绿色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同时也说明我国在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科学发展方面有着迫切的需求和广阔空间。我们想知道，中国要发展绿色经济，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和改进？

赵英民怎么说?

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传统经济的同时，也为我们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可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需要首先缩短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绿色竞争力方面的差距。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不动摇，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出台新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加大对绿色经济行业投入。

对话人 赵英民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

采访人 中国环境报 记者郭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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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怎样应对资源环境危机

关键思路　　需要进行系统创新

记者: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已经或正在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以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前景。人们似乎存在一个共识，即这种投资和支出是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前景所必需的。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赵英民: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在苦思冥想寻找补救办法，激烈讨论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时候，应该看到，另外一些危机，如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匮乏等正在慢慢逼近，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

记者:这些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与国际金融危机相比，其不同点是什么？

赵英民: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30年后，未来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这将严重影响我国保持和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并将影响到中国在本世纪中叶能否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

首先看能源问题。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对能源的巨大消耗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目前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仍在持续扩大。由于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加上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能源利用效率，一方面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能源，另一方面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2008年，中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为全球第一。在全球不可再生能源日益减少和中国经济腾飞需要巨量能源的背景下，如何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是一道必须破解的题目。

再看粮食问题。从世界范围看，虽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短时期内拉低了食品价格，但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挥之不去。从中国的情况看，2008年我国建设占用耕地19.16万公顷，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2.49万公顷，除去因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的耕地，当年净减少耕地1.93万公顷。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37.2％。生态系统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不仅表现在总面积减少，更为

严重的是结构和功能的降低或丧失。与此同时，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水资源危机更为严重。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3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的1/3，现有水资源正遭受严重的污染威胁，资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使水资源短缺问题雪上加霜。2008年全国七大水系的409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仅占55％，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20.8％，部分流域污染仍然十分严重。

在这些危机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气候变化，这场危机带来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记者:今年底国际社会将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就后京都时代的温室气体减排做出具体安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公约和措施是否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否将进一步加剧我国能源短缺的严重局面？

赵英民: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达到生态临界点，如果不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在全球变暖面前尤为脆弱，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平均升温幅度与海平面上升速率均高于全球水平。在未来20～30年内，中国因全球变暖导致的水资源短缺和粮食危机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在人类面临的这些危机中，金融危机的影响是短期的，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临时性的，而诸如气候变化、能源危机、水危机的影响却是长远的，应对措施将是长期的。从影响的猛烈程度看，金融危机的危害更加猛烈；从影响的深刻性和长期性看，资源环境危机更加危险；当这些危机叠加在一起时，其复杂程度和影响就会无限放大。因此，应对当前的多重危机，需要进行系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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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如何突破和消除资源环境瓶颈

关键思路　　发展绿色经济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突破和消除资源环境瓶颈，实现我国战略发展目标，迫切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赵英民: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迅速下滑，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可以逐渐并从根本上摧毁传统经济增长的基石；反过来，国际金融危机也会削弱人们应对环境危机的决心和能力。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传统经济的同时，也为我们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可能。

首先，金融危机暴露了传统经济的缺陷和发展绿色经济的迫切要求。多重危机产生的根源就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消费模式；大量资本的错误配置，即过度地将有限的资本配置到物质财产、化石能源、结构化的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方面，而对环境保护等领域投入长期不足。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需要首先缩短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绿色竞争力方面的差距。中国的生态效率目前处于较低水平:以1000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为例，我国的能源效率只有日本的1/12；我国1万美元gdp的水资源消耗是1407立方米，而加拿大为652立方米，以色列只有168立方米。从排放绩效来看，我国单位gdp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经合组织(o　e　c　d　)国家的8~9倍。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在绿色竞争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同时也说明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科学发展的迫切需求和广阔空间。

其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契机和可能。在虚拟经济大量消泡和全社会总体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大量企业生产受到暂时性影响，许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这无疑为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扩容提质、污染治理提供了有利时机。首先，企业有了足够的治理时间，可以专心实施污染治理方案；其次，可以节约治理成本。当前市场物价普遍下滑，不少产品的下降幅度超过50％，利用这一时机实施扩容提质、污染治理，设备、设施价格相应低廉，成本费用必然大为降低；再次，可以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部分投资。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利用这一机遇解决了长期困扰经济健康发展的环境问题，在经济危机过后的经济复苏时，能够轻装上阵，大干快上，实现跨越性发展。

记者:在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环保等绿色产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赵英民:绿色经济是一个宏观层面的、广义的概念。凡是朝着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向发展的经济活动都是绿色经济。很多分析和证据表明，环保产业和可再生能源等绿色行业有望在解决主要环境危机的同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领全球经济复苏，这个过程带来的资本回报远远超过对传统产业的振兴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