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根本指针，要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一切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反腐倡廉工作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保证。要做好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就必须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全局，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与时俱进，不断开创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局面。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反腐倡廉工作，要以促进发展为总目标，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是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这是反腐倡廉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反腐倡廉工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反腐倡廉工作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为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反腐倡廉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要求上具有一致性。腐败的本质表现是滥用公共权力，用违法和违反道德的手段谋取个人及所属利益集团的私利，这与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也被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所排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合理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有效限制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通过法制来规范约束各种不正当行为。腐败恰恰破坏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使市场调控失灵，经济发展扭曲。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既是市场经济完善的客观要求，也是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有利条件。
    从已经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看，腐败对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巨大的危害性。以搞权钱交易、权力商品化为主要特征的腐败分子，为了实现一己私利，运用手中的权力阻挠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扰乱经济管理和经济秩序，导致流通环节增加、生产成本管理费用上升、国有资产流失；侵占公共财产，损害群众利益。我国著名学者、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曾对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腐败经济损失作过系统研究，他根据腐败定义，按照经济学观点，把现阶段的腐败分为四种类型，即：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性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据初步研究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总量的比重在13.2%～16.8%之间。其中，各类税收流失额最大，其次是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流失、垄断行业租金和非法经济“黑色收入”。由此得出结论，腐败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巨大的危害，同时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构成巨大隐患。
    上世纪90年代，反腐倡廉成为国际化的研究课题，腐败成为国际行动所要打击的目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透明组织等国际机构，分别采取措施设法限制行贿和其他腐败行为。1997年世界经合组织签署了关于打击贿赂外国官员行为的公约，对腐败问题的关注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和企业进行重大经济决策和评价发展环境的重要依据。目前，《全球竞争力报告》（日内瓦）、《政治和经济风险咨询》（香港）、《国际透明指数》（柏林）和《政治风险服务》中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已经广泛地被研究界和商界所引用。腐败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1998年世界主要国家竞争力报告》显示，不适当行为（如受贿或腐败）指标（指标系数高则说明腐败程度低，反之则然）排列如下：加拿大8.25，新加坡7.84，英国7.11，中国香港6.45，美国6.15，德国5.81，法国4.71，中国台湾3.91，巴西2.80，日本和中国2.67，意大利2.57，韩国2.55，俄罗斯2.36，印度1.74。国际透明组织还专门设计了清廉指数（cdi）和行贿指数（bpi）。清廉指数以企业界、风险分析师、一般民众为调查对象，针对贪污腐败情况，从10（高度清廉）到0（极端腐败）排序。1995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2.61，在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0位；1998年为3.50，在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2位；1999年在9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8位。行贿指数用来评价全球19个主要出口国家的企业在海外的行贿情况，是根据进口商的感受并委托盖洛普国际机构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瑞典最佳，8.3分；中国（包括香港）为3.1分。尽管这些指数是否科学还有待商榷，但它确实反映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治理和发展环境中的差异。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竞争的形势下，腐败对经济发展的潜在危害将会十分明显。
    事实证明，如果不坚决地反对和防止腐败，我国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地发展，我们党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就难以实现。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工作，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腐败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危害性，正确处理反腐倡廉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坚决维护党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着重消除和纠正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坚决查处严重干扰经济发展的各种腐败行为。要善于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来把握反腐倡廉工作，从政治上思考问题，从大局出发处理问题，用发展的思路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断把反腐倡廉工作引向深入，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反腐倡廉工作，要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为基本方针，形成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相互配套的惩治和防范体系。
    当前腐败的表现形式、涉及领域、发生因素等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反腐倡廉工作不仅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还是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因此，党的十六大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根据反腐败抓源头的要求，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相互配套的惩治和防范腐败体系，努力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这是在坚持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的基础上，根据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和新情况提出的新途径和新对策，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方针的具体体现。
    现阶段腐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个人腐败向团伙和集体腐败发展。在一些腐败案件中，往往涉及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腐败分子，并发展为大案要案窝案，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还有大量的腐败行为是利用我国现行的有关政策和规章制度的缺陷，通过钻空子、打“擦边球”，既捞取腐败利益，又逃避惩罚。体制、机制、制度不健全、不完善，是反腐倡廉工作始终难以取得理想效果的根本原因。在教育、制度、监督不到位、不配套的情况下，权力“寻租”和“出租”就有了强烈的现实需求，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竞争越激烈，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着力加强思想教育，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制度，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规范和防止权力滥用，既是当前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反腐倡廉工作抓源治本的主要措施。
    腐败虽然在不同领域、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但也有共同的内在规律。任何腐败行为都是滥用权力的表现，都必须具备“动机”和“机会”两个条件。从一般意义上讲，有了动机就会去寻找机会，有了机会就容易产生动机，如果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建立起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相互联系配套的体系，就是要通过教育解决好动机问题，通过制度解决好机会问题，通过监督保证制度的落实和抑制动机转化为行动。三者中，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三者的有效配合，解决好权力的异化问题，从而有效地防止权力商品化、私有化、官僚化和特殊化，惩治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滥用职权和失职渎职行为。当前，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相互配套的惩治和预防体系